王某与同居女友沈某请人代孕。王某提供精子后，通过试管婴儿“老来得子”，并在出生证明中填写沈某为孩子母亲。几年后，王某改变主意了，要求法院确认孩子和沈某无亲子关系。沈某也不乐意了，称孩子虽非血脉，却是自己怀胎生的。法院审理时却发现分娩产妇的信息疑点重重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王某多年以来有个求子的心愿，他于2016年1月与案外人俞某签订《试管婴儿包成功代孕协议》，约定王某委托俞某为其安排代孕母亲,由王某自行提供精子，进行试管婴儿代孕。
2016年12月，王某老来得子的愿望实现了，小王如期出生。但按照规定必须在出生医学证明上填报母亲信息，因此王某与其公司员工沈某协商后，将沈某的信息填在出生证明的“母亲”一栏上。几年后，王某以沈某与小王无任何血缘关系为由,以小王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, 要求确认小王与沈某不存在亲子关系。然而，沈某的陈述却没有那么简单，据她所说，她与王某是同居的男女朋友关系，双方一直想要一个共同的孩子。但由于她多次尝试取卵人工受孕失败，只得借她人卵子和王某的精子体外受精后，再植入沈某体内孕育。因此沈某主张，小王是其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。虽然小王跟自己在医学上没有血缘关系，但自己与王某曾有共同求子的合意，并委托他人提供试管婴儿代孕服务，自己是小王的分娩妈妈。此外，沈某还提供了许多与小王在一起的生活照片，证明小王出生后一直由其养育，故主张自己与小王属于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（拟制血亲，“自然血亲”的对称，是指本来没有血缘关系，或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，但法律确定其地位与血亲相同的亲属），请求法院确认双方存在亲子关系。法院审理查明，2015年9月及2016年1月，沈某、王某作为委托方（甲方）分别与代理方俞某（乙方）签订了《试管婴儿包成功》代孕协议，主要内容为：乙方安排代孕妈妈，怀孕方式为试管婴儿代孕，至精子供应方（甲方）的一个婴儿顺利生产后，甲方应缴纳给乙方总金额人民币75万元，协议有效期为30个月……
2016年12月，小王在上海市某医院出生。该院开具的“出生医学证明”上显示：母亲为沈某，父亲为王某。经司法鉴定，确认王某是小王生物学父亲。之后，王某将上述协议的代孕费用结清。
奇怪的是，根据该医院的相关孕产记录反映，产妇姓名为沈某，血型O型,已婚未育，身高158公分，分娩方式为子宫下段剖宫手术。但庭审中，被告沈某自认血型为B型，且与医院孕产记录中产妇的身高、生育史等信息不符。事后，该医院于2019年6月在原来的记录上将产妇的血型变更为B型。
众所周知，夫妻有权行使生育权。在自然生育不能的情况下，可选择人工生育的方式，但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本案中，原告小王是由其父亲王某自行提供精子,通过试管婴儿技术，由他人代孕所生，显然与被告沈某没有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。虽然被告沈某主张其为小王的分娩妈妈，但从 “代孕协议”来看，沈某、王某仅分别作为委托方，并接受代理方安排代孕妈妈，其中并未言明由沈某自行代孕这一关键事实。法院认为，从医院的孕产记录来看，产妇姓名虽登记为沈某，但血型、身高、生育史等基本信息均与沈某不符，代孕母亲的身份成疑。王某与沈某虽存在男女朋友关系，但最终未转变为合法的婚姻关系，双方私下进行人工生育, 属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，亦违反公序良俗。此外，沈某提供的医学出生证明、微信聊天记录、家庭照片等证据，虽可以证明其主张的某些客观事实，但无论沈某与王某是否同居关系、小王是否由沈某分娩、是否由沈某抚养，均改变不了非法代孕行为带来的社会后果及法律后果。因此，法院一审判决小王与被告沈某不存在亲子关系。后沈某上诉，二审法院亦维持原判。人工受孕只能在医疗机构依法实施，只能是合法夫妻、合法生育的情况下进行，本案中的请人代孕是违法的。不仅如此，还会造成法律关系的混乱，权利义务难以确定，破坏了正常的伦理关系，使得父母、子女的关系难以确定和稳定。
该案所涉医院在产妇产检、分娩过程中对产妇未尽到审慎核实身份的义务，事后在未核查追责情况下草率更正产妇基本信息。由于医院方疏于管理和监督，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医疗行业秩序，让非法代孕中介有可趁之机，造成不良的社会及法律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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